郵筒的前世今生 - 第四篇︱從君主徽號看歷史

轉摘自 中國報北馬版，陳偉光原創文章 ：

郵筒的前世今生 - 第四篇︱從君主徽號看歷史

2023 年 12 月 16 日 

千萬別把街邊的英式郵筒當垃圾桶看待，因為逾百年的歷史痕跡就藏在它的細節里，從筒帽，皇冠，徽號，形狀，顏色到基座，每一個位置背后都擁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儼然就是一個歷史見証，只要搞清楚這些細節，便可以從中鑑賞它的存在價值。

英式郵筒總共經歷七朝英國君主，從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開始就把皇室徽號 (Royal Cipher) 刻在筒身，一般都在收信口下方。這些徽號多數由美術草書設計，前面的字母代表君主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后面的 R 則源自拉丁文 Rex（King 國王）或 Regina（Queen女王），附帶的羅馬數字用來分辨同名的君主。

土庫街郵筒仍在使用

依此類推，維多利亞女王的 VR，繼位的愛德華七世是 ER VII， 接著是喬治五世的 GR (沒有V)， 愛德華八世 ER VIII， 喬治六世的 GR VI，伊麗莎白二世的 ER II，以及去年才登基的查爾斯三世多的 CR III。

英式郵筒經歷七朝君主，每一朝都有不同款式的皇室徽號刻在筒身。 （ 圖片取自網絡）

根據這些君主在位的年代，便可以推敲郵筒的鑄造年份。

梹城目前擁有兩個第一代的維多利亞郵筒，分別坐落在升旗山 Summit Road 路邊和喬治市土庫街 Sri Weld 小販中心前面，前者作為景點擺設，后者依然還在使用。

維多利亞女王于1837 年到1901年期間在位，不過英式郵筒在1852年才出現，所以這一代的郵筒至少都有百多年的歷史，全球所剩無幾幾，整個馬來西亞也只有梹城還保留著。

刮磨皇冠徽號  去殖民化

維多利亞時代的郵筒并沒有刻上皇冠，在她于1901年去世后， 繼位的愛德華七世開始讓皇冠連同皇室徽號，一起出現在當時的郵筒上，成了后繼君主的慣例。

不過這個慣例在 1952年伊莉莎白二世登基后引起一段風波，問題其實出在皇室徽號 ER II 那個羅馬字 II ，因為十六世紀都鐸王朝的伊莉莎白一世當時只是英格蘭和愛爾蘭的女王，蘇格蘭還不是聯合王國的一部分，所以蘇格蘭人不認同這個二世的徽號，還因此引起一連串破壞，英國政府最后讓步，所有蘇格蘭地區的郵筒一律沒有刻上皇室徽號，只會置放蘇格蘭本身的珍珠皇冠，有別有于一般郵筒的皇冠。

在香港，英式郵筒也被稱為皇冠郵筒，在回歸中國后被統一漆成綠色，2015 年被郵政局遮蓋皇冠和徽號， 改以郵政局的白色蜂鳥標志代替， 目前只剩下59 個， 原裝原色的只能在博物館找到。 

檳城也有兩個，即位於亞依淡郵政局前， 和鍾靈中學甘榜峇魯巴殺對面的紅色郵筒， 被刮磨掉原本的皇冠和徽號， 可能大馬獨立后一種去殖民化的手法。 

置放在威南雙溪峇甲郵政局前的喬治五世郵筒屬于嵌墻式的方形結構， 外表有點像路邊常見的拿督公神龕。

有2嵌墻式方形郵筒 

檳城現存的9個郵筒有7個是圓柱形， 兩個是嵌墻式的方形。圓柱形（Pillar Box）也有Type A （粗）和Type B（幼）之分， 配搭圓形筒帽和黑色底部的基座，這個經典款式由 J.W.Penfold 研究，除了收信口增寬，自1879 年以來就沒有多大更改。被民衆廣汎接納。

嵌墻式的方形郵筒則不多見， 檳城也只有兩個，分別位於檳島暹羅路路口和威南雙溪峇甲郵政局前， 外形差異很大， 前者遠看像個垃圾桶，后者則像路邊常見的拿督公神龕。 

郵筒黑色底座可有製造商的名字和地點， 是其生產證明，像這個土庫街維多利亞女王郵筒， 清楚注明由  Andrew Handyside & Co. Ltd 製造， 生產地在 Derby 和 London.

兩個都屬於喬治五世時期 （1910-1935）的產品。檳城現存的9個英式郵筒中，有5個來自這個時期。 到了兒子喬治六世取代退位的愛德華八世繼位后， 遇上二戰， 所有鑄鐵工廠都優先被徵用去生產大炮等軍備，導致郵筒數量驟減， 檳城也僅存一個， 目前置放在喬治市中路博物館門前。 

翻新人行道  基座重現 

喬治市火車頭街關稅侷大樓前，是全檳唯一被保留下來的英皇愛德華七世時代 （1901-1910）英式郵筒， 筒身刻有ER VII的皇室會好和皇冠。

最初的郵筒收信口是橫型的， 有一段時期改爲垂直型， 不過爲了投信更方便， 后來還是改回橫型設計。圓柱形郵筒也因爲信件更容易落地，漸漸取代其他形狀， 紅色則因爲比較奪目而取代一度被規定的綠色。郵筒底部的基座刻有製造商的名字和地區，不如檳城兩個維多利亞時代的郵筒，是由 Derby 和London 的Andrew Handyside & Co. Ltd. 負責生產， 所以那些被刮磨掉皇室徽號的郵筒， 也可以根據出產地推敲其生產年份。

不過，有時候一些道路修復工程會不小心地把郵筒基座覆蓋，結果製造商的名字就這樣被埋在地下，曾經位於檳城中央醫院大門旁和威南高淵大街 Agro Bank 前的圓柱形郵筒， 就是因爲這樣而無法得知來歷， 不過這兩個郵筒后來都被移走了。 

反觀喬治市火車頭關稅局大樓前的郵筒則不叫幸運，因爲市政廳翻新人行道， 結果原本被埋在地下的基座得以重見天日， 原來和兩個維多利亞郵筒一樣出自同一工廠， 它也是檳城唯一屬於愛德華七世時代的郵筒。